二十世紀後半頁，諸多思想家從各個面向不約而同地主張：行動不完全為客體化的社會結構控制，個體行動非社會行動的基本構成單位，進而想要化解甚至超越結構／行動的二律背反。從結構／能動 (structure/agency) 的詮釋框架來看，繼行動 (action) 、能動 (agency) 之後，這個社會學理論的新發展可以稱之為實作轉向 (practice turn) 。作為圍繞著共同實作領域的社會，實作被認作是具體化、以物質為中介的種種人類行動的系列。然而，關鍵的是實作者具有的反思能力 (reflection) ，並且進行研究的研究者也具有反思能力，更重要的是，我們如何看待研究的實作過程以及研究成果：在研究者自身的社會條件影響下，研究者絕不可能自外於甚至超越於他的研究之上。他的研究必然要返回自身，他的研究成果必然帶有反身性 (reflexivity) 的特徵，亦即我們必須清楚 opus operarum（操作成果）與 modus operandi （操作模式）之間的區別。

因此，可以說當代社會學奠基在「秩序如何可能」以及「秩序的自我持存(self-perpetuating)如何可能」這兩個問題上。區分的根源在於：認知能力為主軸的反思性以及身體習氣為關鍵的反身性，這兩者的優先性或根本性的堅持。這種分野同時也為意識與無意識、主體與他者、認識論與倫理學之間的問題與爭議提供相當精彩的討論以及更為深刻的反省。或許，我們可以說：反身性社會學不只是「社會學的社會學」(Boudieu語)，更是第一社會學(first sociology)。